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北京大学　刘　伟

人才发展规划提出的以“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为内容的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党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开创性命题。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从经济结构上看，我国现阶段都是处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态，由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和市场化、国际化深化期，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有可能保持强劲增长动力，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至少在成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之前，即在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目标之前，有可能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以中国上世纪90年代前的投入产出数据做出分析，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并非来自效率的提高；进而他推论这种以低效率高投入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泡沫性，不具有可持续性，超不出二十几年的增长极限。显然，要打破所谓增长极限，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切实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为此，必须也只有贯彻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才可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是效率提升的根本，效率是可持续增长的根本。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固然有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历史机遇，但机遇只是一种可能，与机遇并存的总会有挑战。能否使作为可能的机遇成为现实，重要的在于能否战胜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上。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方面：

一是需求不足。首先是内需不足，本来这一阶段投资和消费需求是完全有可能强劲增长的，但由于，一方面，技术创新力弱，特别是自主创新力弱。另一方面，制度创新力弱。首先是分配制度不合理，使得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严重扩大，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需求疲软。

二是成本显著上升。效率提升的程度远远消化不掉国民经济成本提高的压力。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无论是劳动力要素还是土地要素，无论是原材料还是能源动力等，其价格都会显著上升，从而使国民经济成本上升。要实现持续有竞争力的增长，就必须使竞争优势从主要依靠要素成本低廉转向主要依靠效率水平提高；否则，不断上升的成本，必然造成严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再伴以高失业，整个经济社会便会处于严重的“滞胀”中。

三是社会制度变迁迟缓。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市场化严重滞后，大量的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进而根据市场竞争效率原则进行配置，而是由政府控制。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寻租”压力就越大。如果相应的民主化进程和法治化进程滞后，政府权力缺乏足够的民主监督和法制约束，权钱交易的“寻租”自然严重。从而资源不再按市场效率原则配置，而是按腐败指数配置，既无效率，也无公平，低效率的同时高腐败。

显然，之所以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创新力，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关键在于提高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创新力，而创新力的提升在根本上必须依靠人才优先发展。

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是我们党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所做出的历史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人才决定竞争，人才决定国力，人才决定国运，人才决定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