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通过中科院计算所向李国杰院士证实了最近在中国计算机学会举办的“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得失探讨”论坛上演讲的内容。李院士的演讲内容已经引起了业内的广泛注意——与其将李院士的观点看做“实话实说”，还不如说预示着国内科技界即将发生的新变革动向。
 
 在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演讲之后不久，李院士在国家外国专家局就实施“外专千人计划”和高端人才引进等与相关领导进行了会谈，记者也通过国家外专局相关部门证实了此次会谈。
 
 严防“水土不服”
 
 如今，在中科院计算所网站上，“新时期计算所的新定位”一栏中列出了“通过执行特殊政策的海外引进人才、体制内的事业编制人员、利用‘中科智源’人力资源公司的项目聘用人员、企业编制人员、分所的地方事业编制人员、短期高级顾问人才等途径，建立起计算所完整的人才链”的内容。龙芯课题组的负责人胡伟武也曾表示过：“愿意支付高额顾问费给‘knowhow’的海外人士，但海外人士加入龙芯团队后恐怕很难摆平体制内的团队成员。”言外之意，中国这片“土壤”未必适合海归的精英人才。作为计算所首席科学家，李院士也很清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关键是要改良‘土壤’。”
 
 对于“土壤”问题，中组部也早已意识到。继2008年开始组织实施“千人计划”后，2011年3月，由中组部牵头的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和北京市共同决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建设“人才特区”，此前“作为中国政府在发展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战略之一，以改革试点的方式，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以国际一流科学家集体为基础组建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经验成为建设“人才特区”基础。正如当年建设经济特区一样，“人才特区”要杀出一条新路，通过建设一套特殊机制，来创造特殊的创新创业环境，打造一个特殊的平台。
 
 填表的“高端人才”
 
 早在2009年，以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为目标的“千人计划”开始实施后不久，硅谷的一位华人风险投资家就表示过这样的观点——“真正的一流人才是不会来填表申请工作的，是需要我们用心来‘请’的。就算‘请’，人家也未必会来。虽然中国驻美领事馆的科技参赞们一直非常活跃地参加各类华人科技社团的活动，到处演讲并向国内推荐，但这比之早年台湾和韩国在半导体科技领域的人才策略，他们的活动总给人一种无法与国内产业界衔接的感觉。”
 
 针对目前国内采取的本人填表求职申请的做法，李国杰表示，这并不适合引进真正的一流人才。作为“千人计划”信息领域的评审专家，李国杰早就私下表示过，在“填表”的诸多申请者中还没有发现能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领头人”级别的候选者。
 
 “中国世纪”到来
 
 在2011年，中国在集成电路产品领域的国际贸易逆差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大于石油和铁矿石进口额之和。美国硅谷华人科技社团——美华半导体协会（CASPA）的一位负责人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我们注意到，针对这一数字，没有一位中国政府官员和业内专家公开发表过任何观点。虽然中国政府在过去5年决定投入几十亿元实施集成电路领域的重大专项，但在主流的数字和存储产品领域，依然没有竞争力，在专业模拟技术公司方面几乎还是空白。不过，中国内地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的数量却在金融危机后大量增加，原因应该是当时很多在美国被解雇的工程师选择回国创业。”
 
 韩国三星董事长李健熙有一句名言“一个天才可以养活几百万人”。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决定由各大财阀进军半导体领域，选择以存储DRAM为突破口。那时他们面临着一无技术二无人才的局面，也同样面临着美国政府对半导体技术出口的管制。随后，三星在美国硅谷设立子公司，以两倍工资在当地“挖”同业技术专才，两年后又以支付两年工资为代价将挖来的技术专才全部解聘，同时，派往美国的韩国技术人员已将DRAM技术学回韩国。
 
 “谁来认定谁是人才？”——这其实是整个自主创新和人才政策链条中各级政府最无法操作的环节。李国杰给出了类似70年代台湾蒋经国当局转型高科技时做法的建议——“要聘请国际一流专家做评委，成立令社会信服的专家委员会来评审引进人才。”
 
 李国杰也提醒那些准备回国的海外人才：“如果只从工资高低等待遇角度来衡量，中国在吸引海外人才上的竞争力可能比不上新加坡等地，但作为中国人，回国值与不值，不是‘计算’出来的”。但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不同于钱学森时代的事实——在硅谷，如果把每个具体产品领域TOP5的公司的CTO（首席技术官）级的人士当做界定“一流人才”的标准，那么，这些“一流人才”早就赚够了钱，中国能够吸引他们的，一定不是优厚的待遇，也未必是其落叶归根的爱国之心，记者也从不止一位有资格被评为“一流人才”的美籍华人专才口中听到过这样一句话：“21世纪是‘中国世纪’。”（本报记者佟文立报道）